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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道门:永远走向界限以外的知识,门一开就通往惊奇、颠覆与未

2020-06-05 08:24 来源于:shenmy 我要评论(637)

26道门:永远走向界限以外的知识,门一开就通往惊奇、颠覆与未

1.

二零一一年的某个冬日早晨,我和修(Hugh)来到一间俯瞰台北盆地的山顶别墅。热情的主人首先引我们进入一个房间,室中心的大桌上陈列着一客又一客的菲力、丁骨、牛小排与布置整齐的刀叉。邻室里,另一张大圆桌则摆满红魽、黑鲔、青魽等生鱼片料理。一切如此丰盛雅緻,我们却无缘大快朵颐,因为所有的料理都是由石头製成,都和故宫博物馆的肉形石与翠玉白菜一样逼真。从早过午,主人夫妇推开一扇又一扇的门,为我们仔细介绍一桌又一桌西式、日式、台式、中式、义式、法式……石头料理;我和修则从惊讶、讚叹、好奇、胃口大开,到因渴望真实食物而饥饿疲惫。那是一场不会腐败、没有客人、也因此彷彿永远不会结束的筵席。而我们则成了两个用眼睛吃了又吐、吐了又吃的急性厌食症患者,直到参访结束于一间摆着满汉全席的大房间里──满桌佳餚当然还是不能吃的戈壁石。主人邀请我们来年一起去内蒙看採石。

我没有再与主人见过面,但很难忘记那场田野奇遇。那一扇又一扇的门也成为我心中关于修的知识实践寓言:永远走向界限以外的知识,门一开就通往惊奇、颠覆与未知。《昆虫誌:人类学家观看虫虫的26种方式》从A到Z的二十六个篇章,正是二十六扇通往未知世界的任意门,而且每一次开门的惊奇有增无减,只因为门后的世界难以预料,无从複製。虽然不保证舒适愉快,但总是通往惊奇、颠覆与未知。

如果看到这里的你手边有书但还没开始读,我强烈建议你抛开这篇引文(《昆虫誌》抛弃学术格式,文字平易近人,确实也无需导读)。直接翻开第一章,勇敢走进门里的时空吧:那是一九二六年的一场飞行,人类首次跟上了昆虫旅行的速度,号称万物之灵的我们也才终于有机会发现:在人眼看不见的高空,平均每二.五平方公里就有三千六百万只正御风而行的昆虫,儘管身边强风飕飕,牠们还是试着控制自己的高度与方向,正要前往某处。

于是这第一扇门,就像一则来自天外的邀请,要带你与昆虫一起上路。

这扇门也开宗明义指出:无论从历史、数量、速度、或适应力来看,有限的是人类,无限的是昆虫。而最最有限的,是人类对昆虫的稀薄理解,完全不及牠们巨大的影响力。

这扇门还像是起飞时的机长广播,要为接下来的二十五场飞行指出唯一的乘客守则:除了好奇心与想像力,无需携带任何行李。事实上,莱佛士机长想请你抛开过去所有关于昆虫的旧行李与旧包袱。只要人来了,招子放亮,五感全开,我们就上路。

2.

《昆虫誌》的文字平易近人,但写作的企图并不简单。这不是一本颂讚昆虫世界奥妙的二十一世纪《昆虫记》,也不是一本昆虫版的《所罗门王的指环》。它甚至不是一本揭露「人虫关係」的科普书;因为,与其告诉你「改变人类历史的百大昆虫」或更多「你不知道的虫虫危机」,修想要探索与挑战的,其实正是我们惯常用来想像「人虫关係」的各式物种边界与位阶,而这些边界与位阶又把人虫关係限缩于极其有限的几种组合:

人虫殊途。于是我们害怕会飞的虫、有刺的虫、长相奇特的虫,想远离或者乾脆漠视绝大多数的虫。

以虫为器。于是我们吃虫、泡虫、卖虫、繁殖虫、实验虫,或者改造虫。

虫不如人。于是我们憎恶、扑打、虐杀虫,并执意彻底消灭某些虫。

当然,也有人爱虫、护虫、甚至视虫如人。但修不忘在书中多次提到,法西斯政权是当代西方动保论述的先驱之一。当纳粹科学家藉由蜜蜂的社群性来颂扬亚利安集体乌托邦的同时,他们也将犹太人、罗姆人、同性恋、身心残碍者视为如同蝨子般的低等存在,是集体乌托邦的污染者与威胁者。于是纳粹指挥官宣称「除犹即除蝨」,半世纪后卢安达的种族屠杀者则宣称他们歼灭的是「图西蟑螂」(〈J :犹太人〉)。父母皆出身东欧犹太家族的修,对于纳粹迫害犹太人、犹太人迫害巴勒斯坦人的历史知道得太多也太切身。他说:「善待动物的后果,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认定某些生命是值得保护的,有些生命则完全没有继续下去的价值。」(〈P:升天节的卡斯齐内公园〉〈S:性〉)正因为我们太容易把人与人的位阶代换为人与动物的位阶,因此对任何的位阶与代换都不能掉以轻心。任何人虫之间单一而简化的比喻,无论是美化或者丑化、无论是以虫拟人或以人拟虫,都是在打造框架与固化疆界,也都有可能在控管疆界的慾望中扼杀了大千世界繁花盛开的可能。

进一步思考,西方现代性对于人/ 动物之别的态度,往往不是负面的无视与排除,就是正面的积极代言。然而即便手段看似温柔,自以为是的保护诫命与强作解人在本质上都是暴力。仔细思量,当代生物科学好以演化论解释昆虫(与人)的一切行为,认为无论性、舞蹈、交换礼物、化蛹蜕变都是为了繁衍后代、都背负着进化目的论、都是为了让物种更完美,不也是一种以虫拟人、以集体消抹个体、以目的取代存有的象徵暴力(〈L:语言〉〈Q:不足为奇的昆虫酷儿〉〈T:诱惑〉)

要言之,那种认为「万物皆有其位、一物仅属于一处且别无他处、物种疆界不可侵犯,然后人类只要以警觉与化学物质就能够控制昆虫这种数量庞大无比、有自己生存之道因此不屈从于人类的生物」(〈A:天空〉) 的想法,就是《昆虫誌》批判书写的起点。

而《昆虫誌》里一连串最精彩也最具感染力的长型篇章,便致力于呈现种种脱逸西方现代性中既有层级关係与想像疆界的人虫实践。

3.

修施展人类学者本色,从非西方的人虫文化探索对人虫差异的不同理解可能:在上海的暗巷与街市,他与不同族群、目的、背景的斗蟋蟀社群共感人虫之间似亲非亲、既有相同也有所不同的欢愉时空。(〈G:慷慨招待(欢乐时光)〉)在非洲尼日,他发现当国际人道援助总是将目光焦点与可贵的资源投注在奇观式的蝗灾大爆发(却从未真正发挥实质抑制功效),豪萨人却自有一套与各种「胡阿拉」暧昧共生、吃虫也被虫吃的相处之道(〈O:阿布杜.马哈玛内正开车穿越尼阿美〉)。接近全书尾声,他访谈一代又一代的昆虫学者、收藏家、实业家与昆虫教育家,梳理日本近代史上不断崩毁却又蜕变重生的昆虫之爱传统,同时又在这些「昆虫少年」的身上看见来自江户大名、帝国博物学、法布尔自然史、冷战国族主义、与当代跨国生物炒作市场(bio-prospecting)的细腻交缠(〈Y:渴望〉)。

修也发挥欧洲殖民史、思想史、自然史的研究专长,带我们追溯近代昆虫分类学(及其所照映的人虫关係)内在的不稳定性:他写十六世纪法兰德斯画家与自然史作者尤瑞斯.霍夫纳格(Joris Hoefnagel),如何以鉅细靡遗、精确无比的昆虫拟真画,成功翻转亚里斯多德以降鄙视昆虫的物种层级观,将昆虫与混种人并列为已知与未知世界的完美连结,而此笔法又如何同时是信仰、科学,与艺术的三重表达 (〈I:无以名状〉)。他写十八世纪荷兰女性探险家、博物学家、画家玛丽亚.西碧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如何透过视觉手法首次呈现昆虫从幼虫、化蛹到成虫的生命史,再写十九世纪法国历史与自然史学者朱尔.米榭勒(Jules Michelet)如何独锺幼虫与蜕变而质疑个体发展必然迈向完美的预设。(〈K:卡夫卡〉)

身为科技与社会研究(STS)的长期对话者,修当然没有放弃现代科学。只是在现代科学的核心场景里,我们看见的是一位原本安静内向的实验室昆虫画师,柯妮莉雅.赫塞-何内格(Cornelia Hesse-Honegger),如何逐步蜕变为国际反低核辐射运动代表性人物(〈C:车诺比 〉)。看见终身热爱自然观察因此在以实验为主流的学界郁郁不得志,却在日本成为国民科学典範的法布尔(〈E:演化〉)。也看见晚年以研究蜜蜂的感觉与沟通机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肯定的卡尔.冯.弗里希(Karl von Frisch)与弟子马丁.林道尔(Martin Lindauer),曾经在语言极度扭曲、人性蕩然无存的希特勒权力高峰期与蜜蜂共同构筑一个乱世中的桃花源,并以让人类语言退位的方式突显出蜜蜂语言的複杂与特殊性(〈L:语言〉)。

这一群人,以及前面的每一个人,都是勇于进入昆虫世界,藉由与昆虫极度专注而密集、近乎献身式的第一手接触(寻找、等待、观察、採集、描绘、纪录、解剖、实验设计、标本製作等)、接收昆虫複杂多变的生之讯息,从而扩大人类对于昆虫的理解,并因此在昆虫世界中得到自身救赎经验的人。以修的话来说,他们「进入了昆虫的世界、同时也让昆虫进入他们世界。」(〈T:诱惑〉)如果西方现代性里的人虫边界与位阶过于标準固化,这群跨越人/虫边界的(反)英雄确实就是我们超逸既有人虫关係的最佳引路人。正如一辈子为犹太复国主义奋斗、却在一九四二年被华沙犹太起义军处决的诺席格(〈J:犹太人〉),这些人也可以被视为人类世界与昆虫世界的通敌者/协作者(collaborator)与翻译者。儘管这些跨界举动常常为他们(在人类世界)的处境带来麻烦,然而这也恰好突显:问题不在于跨越边界。真正的问题就是「边界」本身。

4.

要能成功辨识并追随这些人虫边界的通敌者/协作者,修自己得有一套跨界的方法与技艺。确实,在《昆虫誌》里,他时而回顾不同生物学者对于同一现象的各种研究成果,时而为读者细细解读档案室里珍贵的自然史手抄绘本。前一章他还扮演一位对视觉艺术流派了若指掌的艺评家,下一页却已经成为田野里时而悠游、时而挫败的人类学者。

这种博学而折衷性的知识实践首先让我想起修对于华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喜爱,以及他与班雅明某些共通的犹太知识菁英背景:对于救赎经验与神秘主义的兴趣;同意现象的精华显形于渺小实体,而种种生命在物件上聚于一瞬;习于从物件出发探索象徵与精神世界,又不放弃从文化与历史分析来理解无可名状的经验。修同意我的观察,但也强调塞博德(W. G. Sebald) 与博拉纽(Roberto Bolaño) 两位小说家对他同样影响深远。此外,出身犹太殷商的母亲曾在伦敦经营一家画廊,也备齐他从小浸淫绘画、电影、展览、视觉艺术的文青教养。

与此同时,《昆虫誌》将科学的、艺术的、历史的、哲学的、物质的、论述的、诠释的、直观的知识路径冶于一炉,本身就是一场穿透界线的知识展演,指向一种修称为「批判自然史」(critical natural history)的研究路径。他拒绝想像一种未经中介的、科学家的自然,及其任何普世性的宣称;同样地,他也拒绝想像一种未经中介的、土着的文化,及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在地与特殊性。他希望避免在理解与再现的过程中,持续複製西方现代性惯用的二元对立再现框架 (自然vs.人类、人vs.非人、主体vs.结构、全球vs.在地、物质vs.论述、理性vs.感性等等)。做法则是在分析中既关照政治经济条件、也赋予想像、记忆、情感同等的重要性,从而尝试彰显这世界本然的、「自然文化的」共构样貌(naturalcultural world,Donna Haraway 2003)。他致力于还原「主体」与「结构」、「自然」与「人类」在历史与地理上的交缠,只因为无论是「自然」或「人类」的主体性,始终来自于自然与人类的相互污染(mutual contamination)。至于人与虫在生物构造上的巨大差异,以及昆虫在人类社会中的极度边缘性,修希望我们学习直接面对,既不忽视、也不张扬地安住其中,才有办法找寻同理的可能基础。然而接触是起点。面对昆虫,以及所有自有生命的无数他者,这里并没有保证妥当的互动準则,也不存在「可远观又可亵玩焉」的方便距离。相遇的代价是责任,是失去自己的风险,也是成为新的自身的可能。

5.

由于参与审定《昆虫誌》的中译本,我在两个月内把《昆虫誌》从头到尾细读了三遍。如果修以自己的一套跨界技艺追随着人虫世界的通敌者/协作者,那幺本书的中译者也必须具备修的跨界知识,并匹敌他对文字的精炼掌握。陈荣彬老师非常漂亮地完成了这个艰困的任务。而我的努力,则在于确认修在书写与理论上的多重创造性企图,可以被更清楚地彰显。于此,左岸文化展现了最大的製作诚意,不仅找来萧昀老师与我两位审稿者,甚至愿意延迟出版时间以成就中译本对作者原意更精準的掌握。修则在审稿过程中提供了最大的协助,总是迅速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从不吝于解释文字背后更多更深的脉络。身为一位读者、学生与朋友,能够请一位作者无限制地回答我所有关于写作前后台的问题,这是何等的特权与享受!我只能讚叹,无论左岸文化或者修,都在审稿过程中展现出所有跨界沟通最最需要的慷慨、耐心,与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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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二零一一年冬天,修在回美国前很兴奋地跟我说,他前晚在师大附近散步时,看见路边店家的骑楼有个小摊摆卖着一堆黑白相片,「没有整理,就放在几个纸盒中,像是什幺人的家族老照片。」修说他当时停下来翻看了那些照片,觉得很好奇也很有趣,所以想请我再跟他一起去看看。神奇的是,那天无论我们如何绕行和平东路、罗斯福路、师大路区块间的大街小巷,却再也找不到那个修记忆中、有着神秘黑白老照片的小摊了。骑楼小摊从此成为悬案,也成为我日后行经师大必然浮现的悬念。或许修记错方向,以至于我们找错区块?或许是我误解了修的意思,他说的根本就不是骑楼下的小摊,所以我再怎幺找也找不到?又或许,小摊所依附的骑楼店家正好被都更,以至于小摊在一夜之间消失?

都有可能。也好像都不太可能。

然而读着《昆虫誌》,来回琢磨着《昆虫誌》,我渐渐浮出了另一个想法。在轻快首航的第一章与沉重的第三章之间,修带我们回到他的第一个田野,亚马逊河畔的伊加拉佩村(Igarap Guariba)。他忆起在伊加拉佩村的某一天,Borboletas de Vero(夏天的蝴蝶)爆炸般地大发生,船在河上缓缓前进,经过的每一间屋子都被成千上万的金黄色夏蝶笼罩。然而镀金的时刻一闪即逝,如梦幻泡影,飞舞的夏蝶彷彿「一艘艘小型幽浮,只是路过而已,成为我们的人生篇章之一,在那片刻之间把万物变成闪耀着微光的另一个世界,然后又继续往别处飞去。」(〈B:美〉)

《昆虫誌》是一种介入性的学术工作(engaged scholarship),告诉我们另一种书写是可能的,另一种学术是可能的,只因为另一种、更多种的世界是可能的。那神秘的骑楼小摊,或许也正如《昆虫誌》里人虫相遇的每一个神奇时刻:许多生命在此交会于一瞬,在倾刻间把万物变成闪耀着微光的另一个世界,虽然终将消失不见,但已经为我们揭示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更多可能。

请把照子放亮,五感全开,一起上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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